瑞士施特安顿基金会拥有丰富的达利艺术藏品。据主办方介绍，基金会主席班纳米诺·莱威(Beniamino Levi)与达利私交甚笃，是目前唯一健在的达利经纪人。莱威接受记者专访时，对前阶段有舆论关于“疯狂达利艺术大展”展览的质疑和争议做出回应，还回顾了其与达利先生及其太太卡拉私交的一些往事。

　　当时我与达利先生陆陆续续地签订了三个合同，也就是针对三件作品。不管是通过达利先生本人直接签订的，还是通过他当时的经纪人间接签订的，我们都有个正规的、有效的合同。对于这三件作品，我只是购买了作品本身，没有购买版权，而之后有26件作品我既买了作品又买了版权。所以在1980年代，我总共购买了达利29件作品。在这之后，我就通过各种途径，像拍卖、私人收藏还有画廊来收集更多达利的作品。就在上个月，我就又收购了达利的一件雕塑作品。现在我感兴趣的还是以雕塑为主。

　　争议：从意大利到中国

　　记者：对于西班牙卡拉-达利基金会也在上海的展览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请介绍一下。

　　莱威：现在比较有争议的一个问题是，今年11月，西班牙卡拉-达利基金会也会在上海举办一个艺术展，包括有些媒体等方面对我们基金会也有一些非议，所以我想借此机会澄清一下两个基金会之间的关系。首先，卡拉-达利基金会是1983年由达利先生本人成立的基金会，1989年达利先生逝世后，他把自己遗留下来的全部遗产捐赠给了西班牙国王，属于西班牙政府。上世纪90年代中期，西班牙政府下属的文化处授权卡拉-达利基金会，这个第三方私人管理公司来管理达利先生遗留下来的全部作品以及作品相对应的版权。我之前也不知道会有这么巧的事，两个基金会都会在差不多的时间段来上海举办关于达利作品的展览。现在我想澄清的一点是，在政府的授权书上也写得很明确，基金会的职责是管理达利先生逝世后作为遗产部分的作品及其版权，但作为达利生前所创作，有独立行为且销售出去的那些作品，基金会没有任何的管辖权。

　　其实我对两个基金会能有机会在同一时间段展示达利先生的作品感到很高兴，卡拉-达利基金会以油画为主，而我们是以雕塑为主，这并不会产生冲突，反而能让观众从不同的角度来了解达利先生这个多元化的艺术家。但卡拉-达利基金会似乎不太高兴，继而开始攻击我的版权，就像他们在意大利一样。不久之前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和那不勒斯，卡拉-达利基金会与施特安顿基金会也关于这个问题两次对簿公堂。最后，两次事件都以卡拉-达利基金会败诉收尾。因此我所拥有的那些达利作品版权的合法性，以及所有我与达利先生直接或间接签订的合同的合法性和有效性都是毋庸置疑的。可能是出于一些经济利益方面的考虑，卡拉-达利基金会才会对施特安顿基金会做出这样不公平的评论。

　　记者：之前上海一媒体的微信平台上的一篇文章里提到：“西班牙政府1994年起成为达利艺术品的法定继承人后，将(达利原先的秘书)德尚(Robert Descharnes)逐出基金会，并通知一切之前与德尚有合作的画廊或公司：所有经德尚手的达利作品相关事宜必须与达利基金会重新谈判”，确有此事吗?

　　莱威：这个关系也没有那么简单。当时达利先生与德尚签订的是一个一百年的合同，也就是从1904年达利先生出生的年份到2004年，这个合同真正有效是到2004年，德尚本人有一个公司，这个公司在此期间有权去管理或销售达利的作品。可在1989年达利先生逝世后，卡拉-达利基金会向德尚提出，既然达利已经去世，那么之前签订的这个为期一百年的合同就是无效的。之后两年里，德尚的公司与卡拉-达利基金会经过多次交涉最终决定由基金会收购德尚的公司，包括公司下属所有的权利和义务。作品本身最主要的是版权问题，卡拉-达利基金会拥有达利逝世后遗产中那些作品的版权，所以现在如果需要使用这个版权，就需要和卡拉-达利基金会谈判。这才是事实的真相。 

　　记者：所以文章里所说的“重新谈判”是针对卡拉-达利基金会已经收购的那些版权，不包括莱威先生所买下的版权?

　　莱威：是的。再次明确一点，达利先生遗留下来的这些作品是捐赠给西班牙政府的，然后再由西班牙政府授权给卡拉-达利基金会管理;而达利先生生前作为一个独立行为人以自己的意愿创作、销售的作品是不属于第三方管理范围之内的。

　　萨维拉诺(Juan M。 Sevillano)先生是在1999年正式担任卡拉-达利基金会的执行长，他在上任之后决定对基金会的策略等方面进行改变。而在这之前，两家基金会处于一种友好的合作关系之中，都希望能让达利的作品更好地被世人所知。在1991年东京博物馆的一次达利艺术展上，卡拉-达利基金会与施特安顿基金会都展出了各自收藏的作品，其中的雕塑都是由施特安顿基金会提供，而油画是由卡拉-达利基金会提供。两家基金会都是在帮助促进达利先生的作品能够被更多的公众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