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艺术最晚至东汉(公元25年-220年)就已在中国流传，四川等地发现的铜钱树和摩崖石刻上都曾找到过佛像。这些佛像的造型风格受犍陀罗佛教艺术(Gandhara，今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一带，其佛教艺术是希腊和印度风格融合的产物)的影响。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以下简称亚博)收藏的一座鎏金铜佛坐像可谓是这类早期佛像的代表。该像束发，高肉髻，施禅定印，通肩袈裟，有厚实的U形衣纹。这些皆是犍陀罗佛教造像的基本特征，但佛的面相已不是犍陀罗的高鼻深目，而更像北方的蒙古人。这尊佛像也是现存最早有纪年的中国佛像(公元338年)。随着时间的推移，佛像从引入到被汉化，在塑造风格上与中国的审美观不断融汇、创新，造就了中国佛教艺术的独特魅力。
旧金山亚博收藏的中国佛教造像计有七十余尊。依据造像材质的不同，有金铜、石刻、陶瓷及玉木之分。其中以石刻造像居多，时代特征明显，且不乏精品。本文在此拟选数件石刻造像作一简单介绍。这些石刻像原都是芝加哥知名收藏家布伦戴奇的旧藏，于20世纪60年代捐赠给了亚博。
4至6世纪的南北朝是中国佛教造像的启蒙和黄金时代，尤以制作精美的北朝造像闻名于世。北魏晚期佛像造型已显成规，表现为躯体趋平板状，线条概括、洗练，又富装饰性，加上长眉、细眼及抿唇微笑的脸相，洋溢着一种既庄严又清秀的审美品味。馆藏的佛三尊立像是这一时期造像碑作品的典范。
石碑正面雕一佛二菩萨，菩萨脚边有护法狮子，现只剩残体。佛和菩萨面相清瘦，身躯修长，头部和手脚近似圆雕，佛装则以高浅浮雕展示不同层次。如佛身上的汉化褒衣博带式袈裟和衣裙脚部重叠衣褶的造型。他们身后是火焰形大背光，上面用减地阳刻和阴刻手法由中心向外画出五个装饰圈。中心圈是佛的头光，内有莲花瓣;旁圈里是过去七佛;再外圈有六身飞天环绕，上部有一人形神兽顶一香炉，飞天或持莲苞、香熏和乐器，姿态飘逸清扬;在此圈的尖头部分又画出第四圈，内含一佛像，禅定趺坐于莲花宝座上，侧胁两个飞天;最外圈是飞动的火焰图案。
五个装饰圈中题材排列紧凑，线条清晰流畅，为石碑营造了一种佛国世界的极乐氛围。平面的刻画装饰在此不仅是成功的背景陪衬，更和静谧的佛像形成独到的视觉对比。石碑的下方刻有六位供养人，戴官帽盛装翩翩立于华盖之下。他们三人一组，分立左右，面朝正中，内有一人形神兽上顶香炉。
铭文显示他们多属于赵氏家族。整个石碑题材齐全，装饰技法多样，刻画精致，集北魏晚期造像碑构图造型之大成。
北魏之后的东魏政权亲附汉文化，延续的北齐王朝也实为汉廷。这一时期的佛教造像呈现出进一步汉化的特征。造像脸颊较前期丰满，躯干线条也渐趋柔和。
演化到北齐时，脸形变圆，丰唇满颊，肢体开始有立体感。馆藏一尊造像通过对腹部衣装穿戴和肉体质感的细节描绘，反映了北齐造像对自然风格的追求。
馆藏的西魏石碑集两种造像碑式样于一体，即双面数层佛龛式和千佛碑式。石碑正面是三段式构图。上段用减地阳刻加阴刻的技法刻画出维摩诘居士和文殊菩萨论法图。人物刻画秀骨清风，颇有魏晋名士风流之韵。
中段是主龛，龛中有高浅浮雕的一坐佛二菩萨二弟子组合，上有飞天回旋。人物较圆润的脸形和装饰繁复的悬裳佛座，是这一时期的典型特征。下段阴刻八位供养人以及题记和发愿文。石碑的背面在中心雕有一龛，内有一佛二菩萨立像，上有十二尊小坐佛，下有题记。
石碑的侧面也刻有小坐佛和题记。造碑供奉祈愿是佛教徒修行之举。众多题记和小佛像印证了此碑乃为山西太平地区一群信奉者集资刻造，并记录了造像时间。造像碑铭文由此也成为了研究佛教艺术的珍贵史料。
北朝是弥勒信仰盛行的时期。弥勒像在中国有菩萨形和如来形(即释迦牟尼形)两种，是弥勒在现世修行菩萨道和后来将继承释迦牟尼成为未来佛的形象写照。菩萨形弥勒主要是表现弥勒在其居住的兜率天宫修行说法的情景。这时的弥勒穿菩萨装，戴宝冠璎珞，有两脚交叉而坐之像;也有右手指脸颊，左脚下垂成半跏趺坐的思维弥勒像, 表示在等待下生的坐姿。如来形弥勒是指其下生凡界在龙华树下继承如来之后的状态，即未来佛，其形象遂与释迦牟尼像相似。
馆藏的交脚弥勒戴高冠，以高挑的细眉，眯缝的笑眼和神秘的抿唇微笑为面相。身躯清瘦颀长，帔帛盖双肩在腹下相交于一圆形璧饰。菩萨左手下垂，握住左侧帔帛，右手作无畏印。衣裙轻薄贴体，衣纹刻画交叠重复，线条对称流畅。法国巴黎吉美博物馆藏有一尊带纪年的石灰岩弥勒造像(公元509年)，神态、气韵均相似，亦可作为这尊像的时代借鉴。
馆藏思维弥勒像虽运用成规的造像碑格式和构图，但设计制作别具一格。用镂空技法雕出一庭园背景，为白色的大理石作品更增添了一种清新和轻盈的视觉效果。弥勒左脚踩莲座，半跏趺坐于两棵大树之间。树干有龙盘绕，两树枝叶相缠构成圆拱形背屏，又有四飞天簇拥一方塔于中央。这些细节是弥勒经典形象的描绘，弥勒在龙华树下成佛，方塔即释迦牟尼的舍利塔。莲座和方塔象征弥勒是释迦佛的继承人。弥勒脸形方圆，戴头冠和璎珞，躯干和四肢分明，肩臂圆润，薄裙贴体。两旁有胁侍菩萨，腹部前凸，一腿侧立，膝盖略弯，作稍息站势，开启了后代菩萨形体造型的新风尚。人物造型是汉化和受印度笈多佛雕(Gupta)风格影响的产物。此尊造像是北齐时期题材和雕刻巧妙结合的典范。
20世纪50年代在河北省曲阳县修德寺发掘出两千余尊石造像，其中多有北齐和隋朝的纪年造像。曲阳(古属定州)一带盛产大理石，在6世纪时已是佛像制作中心之一，至今仍有“雕刻之乡”的称谓。馆藏思维弥勒像和立佛像，从材质和风格来看，应归属于同时代的当地作品。立佛像身躯虽然仍较扁平，但总体轮廓线圆润，腹部微向前凸起，增添了视觉上的体积感。佛着通肩袈裟，衣薄贴体，U形衣纹用双钩阴线，平行下垂的间距递减，富有节奏感，为同类作品所罕见。佛左手施与愿印，右手施无畏印，有漩涡发型，高肉髻，脸形方圆，面容亲切，是北齐佛像的精品。
从北齐开始，中国石雕佛像趋向肢体、衣饰质感的细节刻画。至8世纪的唐代，佛像造型越显自然写实，雕刻技法精湛，从而形成中国式佛像的模式。馆藏的两尊弥勒佛堪称初唐时期的佳作。未来佛弥勒在形态塑造上与释迦佛几乎无异，不同之处在于弥勒佛的坐姿和手势。弥勒佛不是盘腿结跏趺坐而是倚坐，即双脚下垂踩莲花。其手势基本上有两种：一种同交脚弥勒菩萨的手势，左手握衣角，按左膝，右手作无畏或说法印;另一种是一手心向下按膝，一手作无畏或说法印。这两尊弥勒佛方额广颐，脸颊丰满，衣裟透体，衣纹刻画生动流畅。整体造型严整自然，神态显得平易安详。
河南龙门石窟的擂鼓台三洞建于武周和盛唐时期。馆藏的佛头像原属其一洞窟中的大佛。佛有漩涡发型，高肉髻，脸庞圆润饱满，眼呈俯视之态，眼睑微合，眼珠点黑彩，神态自信沉着。根据头像的硕大尺寸可知原大佛应高高在上。由此，若从仰视的角度再看这尊头像，佛的容颜就变得更温和亲切，实可为原设计之本意。独特的创意和纯熟的雕刻技法，是盛唐造像得以具备高度写实性和表现性的原因。
菩萨和罗汉分别是大乘和小乘佛教徒在修行成佛前能取得的最高成就。对菩萨罗汉的供奉反映了佛教信仰的世俗化。菩萨、罗汉像即芸芸众生的写照，形象、神态往往也就真实生动，更富人情味。
大势至是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右胁侍菩萨，和左胁侍观音菩萨及阿弥陀佛，合称“西方三圣”。大势至的形象，多是头戴宝冠，冠中有宝瓶。馆藏的北齐大势至菩萨脸型圆润，丰唇满颊。大拱形弯眉之下是细长的双眼，用细线勾出双层上眼睑，抿嘴轻笑，又刻意雕出丰实的下巴。这些独特的造型和技法与河北省响堂山石窟的同时代造像完全相同，应是原属于该窟的造像。头像神态自信怡然，制作相当精美，是北齐石雕像中的佼佼者。
菩萨造像在入唐以后表现得更加丰富和世俗化。细腰斜躯S形形体已成主流，体态浑圆，衣装璎珞繁华，造型手法成为后世历代的楷模。馆藏的辽代大势至菩萨延续了唐代风格，但又不失契丹人特有的审美情趣。大势至脸形饱满丰圆，厚颈阔胸，有北方民族雄健粗犷之风。衣着贴体，衣纹华丽，长帔帛从左肩垂下被右手拉住，在腿前构成一道弧线，为雕像增添了一份刚柔相济之美。菩萨戴宝瓶冠，两边下垂的宝缯呈穿珠式，似为契丹特有装饰。其石榴形头光与北齐大势至宝冠上的图案一致，可见佛教题材基本程式的一脉相承。
佛史上有十六、十八或五百罗汉之说，他们也是跟随释迦牟尼听法传道的众弟子，所以，罗汉造像多为世俗和尚们言行举止的写照。馆藏的金代罗汉像在相貌和形体上是一位惟妙惟肖的胡僧。罗汉内穿僧祇支，外罩袈裟，衣装的层次结构刻画得细致分明。衣质轻薄，透出瘦削的体格，胸部突出的肋骨清晰可见。衣纹的曲直转折既写实又富装饰性，前面的一组平行弧线由上至下递增，富有节奏感，和垂直的形体构成和谐对比。罗汉的头颅呈圆锥形高耸，象征已得尽智。脸相清癯，高鼻，深目，颧骨凸出，卷曲的眉毛、胡须栩栩如生。罗汉微微侧头，似乎正在神情专注地聆听着什么。造型设计抓住这种一刹那的动感，给本来静态的立像增添了许多生气。罗汉像的背面也有写实的形体和衣纹描绘，吻合此像为三维空间之作的创意。这尊石像，雕工纯熟精湛，人物形神皆备，实为宋金时代中国罗汉像的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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